作者|史承杰（19新闻）
按语：2020-2021春季学期《创意新闻报道》必修课🤳，聚焦叙事新闻的采写技艺，致力于发掘具有时代感的新型故事👩🏻🦯➡️，部分课程作业发表于谷雨实验室（腾讯新闻）、极昼工作室（搜狐新闻）等内容平台。经任课教师推荐，现选编若干优秀特稿作品🎬🚂，不定期刊发👴🏻。
“绩点”💛、“内卷”、“985five”🤞🏼、“小镇做题家”……2020年以来流行的这些热词，据说切中了时代的真实痛感，传达了一种普遍的无力情绪🦹🏻。焦虑弥漫天地间🤺，似乎成了所有人的主题，却鲜有人关心焦虑如何产生👩🎓，仿佛一切顺理成章。
将高校年轻人拖进所谓“囚徒困境”的学分绩点制🙎🏼，诞生的初衷其实是赋予学生自由选择科目的权利。它改变了大学？还是大学改变了它？进步方案真的变成控制系统了吗🧈？它是如何变成利维坦般的庞然巨兽？为何在今天引发焦虑👨🏽🦰？社会机会真的减少了吗？
通过访谈50余位大学生和专家学者🧑🏽⚕️，并梳理相关领域众多文献，我尝试还原学分绩点制的来龙去脉，解释这个问题缘何在这个时代突然浮现，思考媒体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😩。
学分绩点制舶来中国已有一个世纪，人们的感受大相径庭🧑🏻🍼。
一人这样说：“知教育者，与其守成法，毋宁尚自然；与其求划一🗄，毋宁展个性✯。”
另一人说：“要有刷绩点的课，这就是‘水课’🤡，上课讲讲PPT🧔🏼♂️，考试考考PPT……PPT就是骗骗他👮🏼♀️，跟看电影似的🙋🏽，看时高兴，看完就忘，能记住多少？”
后一段话是编号为FG12的北大学生，出现在该校教育puleimo.com副院长刘云杉2017年的论文中。高考前👮🏽♂️💍，他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；入学后，他“泯然众人”🍆。
前一段话出自北大校长蔡元培1918年的演讲《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》。蔡氏眼中新旧教育的最大区别👨💼，在于是否尊重个性、发展个性🂠。他推行的教育改革之一，是“改年级制为选科制”，也就是学生不必根据年级修习统一的课程，而是自由选择科目，修完规定的学分即可🧑🏻🌾。选科制因此也被称为学分制🚜。
不同课程之间又有轻重缓急。新制度下👷，学习车辆工程的学生，可以选修中国文学。但比起机械设计的专业课♌️，文学课的重要性就略逊一筹。为了测算出学生更为真实的学科能力📭，避免本末倒置，大学又发明了绩点制度。
在美国，每门课程的打分划为A、B、C等第😜，随后分配相应的绩点。传到中国时，部分高校保留了美国的原始版本，另一些又延伸出按照排名划分绩点的形式🏑。学分与绩点正式扭结在一起🐜。
一个为了沟通文理、发展个性而诞生的制度🚹，如今却让学生在选课前掂量绩点学分，生怕绩点低到没法“填坑”🏃🏻。屠龙勇士战胜了限制学生自由的恶龙🏃🏻♀️➡️，却成了新的梦魇。历史的吊诡往往如此。
绩点如此严密🍱𓀙，从入学那一刻起🥟，学生就被量体裁衣🧎♀️➡️，数据塞进原始档案。绩点与保研、考研、留学、求职息息相关，绩点的失败仿佛预兆了人生的尽头。
绩点弥漫在各处🎞，属于每一个人，但又没有人能掌握它。高校⚫️🛬、教授📙、学生，所有人都在系统之下🦹🏻♀️，也都只能接触到一部分🕺。
在蔡元培和FG12之间的某处，应该有某种力量驱使它偏离了轨道。
霍布斯名著《利维坦》封面。
精确！评价！淘汰！
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。有人说🧘🏼♀️📅，“本科遍地走☝🏼，大专多如狗”。2019年，4002万人进入高等学校，毛入学率达到了51.6％。而在1978年，对应的数字分别是228万和2.7％⚾️。今天大学里某个专业有100人，在40年前，只有前5名才有资格坐在教室里🧜🏽🧜。按照面积来算，过去15平米的4人寝室如今要塞进足足70人。
物以稀为贵，40年前大专院校的文凭是金字招牌，如今顶尖名校的毕业证只是一块敲门砖。
高校需要加压，这是教育部的明文规定。青春电影中放荡的大学生活成了泡影🀄️，“玩命的中学、快乐的大学”，已然是高中里最大的谎言。为了让敲门砖更重一些⏰，大学生得找出前5名藏在哪里🙆🏼♀️，尽可能取而代之。
“从不翘课，多做往年的考题，平时多找老师答疑。”高考状元赵同学进入北大后👩🔧，不再光芒万丈。身边的同学犹如“龟兔赛跑”里的兔子，轻松甩开他。他拼命学习，却不知道能否等到兔子打盹的机会。
学校顺势而为⚜️👩🏼🚒，在高分中不断细分差距，“日取其半🏊🏽♂️，万世不竭”。低分区则如同粘稠的沼泽，一旦陷入🧑🏽💻，少有人能全身而退。
研究“双一流”高校学分绩点制的学者发现，大学在制度设计和日常管理中，颇有“数字至上”的艺术🔬。为了能够在优中择优，高校设置了荣誉课程、A+等头衔，让末流学生眼红不已。而“F”的标记，如同黥刑在脸上刺字一般扎眼。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绩点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🦹🏽♂️；同济大学的90分和89分意味着5.0与4.0的绩点差距🈚️🥝。
上有政策👉🏼，下有对策。一些高校里流传着这样的绩点攻略🤮：与老师搞好关系，上课坐在前排，积极回答无关紧要的简单问题……
以绩点的高低评判学生的价值，显然太过单一。那么把更多项目纳入评比或许是一个好主意？恰恰相反。复旦大学中文系把奖学金分门别类，设立各种单项奖，从学科创新到艺术体育🤦🏿🚴🏼，从社会实践到道德素养🤷🏼，五花八门📵。意昂4平台娱乐中文系的评奖评优规则🍤📘，把科研竞赛、科研立项🧀、科研创作（包括文学刊物）、公益任职🍪、公益服务、荣誉评比（包括服兵役）、社会实践等大学生能参与的一切事项❗️，都换算成了可以量化的分数🚴🏿♀️。学生按照表格里一条条的指标，反思大学生活有没有“荒废”。
评价🗿，然后淘汰🤾🏽。从1998年首次引入“末位淘汰制度”，一直到2019年的最新版本，北京大学一直坚持“整体成绩两头小🧷、中间大的正态分布特征”。无论如何调整优秀率的比例，只要存在高下之分，“每个人都会拼了命地相互比🪹、相互学。”FG13抱怨这种日复一日地数字游戏。
淘汰的逻辑源自于正态分布的所谓科学性。理论上的科学性与教学实践横隔天堑🧏🏽♀️。今年1月🦸🏽，中南大学吴嘉教授批评教务处的正态分布指令，拒绝将部分成绩改为低分，迅速出圈🟥。
成绩单打上各类等第标签之后，学生也对自己形成“刻板印象”。湖南理科探花杜青云2016年考上北大光华puleimo.com🤾🏽，在沉迷游戏而挂掉一门门课之后，选择退学。荒诞的是👨🦲，他在2020年又以状元身份考入清华💆🏼♂️。同样的事情只会发生一次吗🥭？他在自传体小说《此外的少年》里嘲弄，害怕自己会在退学与上名校之间循环，被父亲说丢尽颜面⚠。
一个庞大无比的巨兽支配着高校里的学生👖🥚，学生钻入每一个有可能走捷径的缝隙🤦🏻；每个人都对之嗤之以鼻，却又想要从它身上刮下金箔，贴在自己的简历上🧜🏼♂️；它试图让每个学生充实度过大学四年，但从未使任何人感到满意……
但在出生时，它明明被奉为教育的最优解。
绩点的诞生
数字至上主义🤸♀️、正态分布原则🧑🏼⚕️，学分绩点制因为这些荒诞举措而受到嘲弄⬇️。但是回到当初🚶🏻♂️，正因为学分绩点才让大学生摆脱了中世纪古典课程，不必为了培养“坚实而典雅的造诣”而放弃真正感兴趣的课程🐻。
基督教的“普照”下，英国的古典课程只剩下宗教文学、宗教法律、宗教音乐……美国作为英国人的殖民地👨🏽🚒，遵奉英国的教育，大学四年里只有神学的固定课程。每个学生的课程内容从入学伊始就被安排妥当，不允许僭越必修课程。
托马斯·杰斐逊摇旗呐喊🧜🏿♀️4️⃣：“学生可以自由上他们喜欢的课♘，安排自己喜欢的活动，听他们认为应该听的讲学。”他在1779年的提案《普及知识法案》中抛出了选修制👨🏻🦲。这正式拉开了美国选修制改革的序幕🤌🏿。
耶鲁却俨然一副卫道士的模样👩🍼。1828年🤦🏻♂️，耶鲁校长发表了《一份关于自由课程的报告》，即《耶鲁报告》🤏🏼📗。文中辩解称德国人心智成熟💂，才能推广选修制度，美国人还是一群心智不成熟的孩子𓀀。1837年，艾默生在哈佛发表演讲《论美国学者》👩⚖️，在这篇所谓“文化独立宣言”中他反讽道☮️🥚：“从属别人的日子，长期学习其他国家文化的日子已经结束👩🏻🎤，对于欧洲宫廷文艺女神已经倾听太久了🔩👩🏿🌾！”
很难想象清华校长抨击北大校长“欺诈”👦🏿、“古怪”™️、“哗众取宠”👨🏭👢，但这些都是哈佛校长艾略特和他的选修制在教育界的口碑。他的学生们被形容为“一群进入哈佛大学的心理怪物，拒绝吞食人类真正的文化食粮”。
家长们带着孩子用脚投票。哈佛入学率在1890年代几乎翻了一倍，达到88.8％——这意味着每100个收到哈佛offer的学生中👩🏼🏭，最终会有近90人赴哈佛报到🧖🏿♀️。自由的哈佛成为第一选择。哥伦比亚大学、斯坦福大学🚵🏻♂️、芝加哥大学等顶级名校迅速向哈佛靠拢🫶🏻，全都开始推行选修制。胳膊拧不过大腿😥，耶鲁也在19世纪末落实了选修制。
学生如何毕业是新问题。课程被设置了相应学分，修满即毕业，不必人人读满四年🫛。学分绩点制随着选修制而登堂入室⤵️，自由之风似乎席卷了北美大陆👙🏋️♀️。
可惜，一百年前的美国学生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一样。在鼓励自由发展的学分绩点制下🕵🏻♂️，大家都更愿意上“水课”👳🏼。1898年，一半的学生只选择初级课程，4个学生里就有3个人选择那些背背书就能过的“水课”。哈佛教授发现选修制下学生的课程投入度，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。学生们毫无边际🧘🏻♀️、漫无目的地选择课程。
哈佛立马做出调整，捣鼓起“通识课程”。但哪里有那么多“通识”🔶？大量专业性课程成了通识课的主体。哈佛始终引领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🩻，没法停下脚步。它就像一头不得不耕地的黄牛，而学分制和绩点制各摆弄着一只角🌅，“将大学像烙饼一样翻了个底儿朝天”🧍♀️。
哈佛后来舍弃“通识课程”🥌，换成“核心课程”。美其名曰：核心课程不是简单的书目导读或基础知识的背诵，而是学科方法的讲授👩👦👦。换汤不换药罢了🍜。核心课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专业性课程✵。“印度🏊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的古典音乐”、“爱尔兰社会中的妇女的作用”、“癌症生物学”等冷门课充斥着哈佛。
彼时的中国🃏，文化运动风起云涌⛹🏻。清末的封建教育如同古典教育一样，被教育界视为祸根。为展现大学之“大”❣️，蔡元培力荐学分绩点制👨🏼👨🏽🌾，培养中华崛起之人才👨🏻🔧🫅。为了匹配自由的学术氛围，北大邀请新思潮的陈独秀和崇古的辜鸿铭一同任教🤽🏼。北大学生每个学期需修读10门课程，一半是必修，一半是选修🆖。其余大学紧跟而上，纷纷改革🥌。直到新中国成立😭，自由却杂乱的课程统一到“为经济建设服务”的苏联式必修课。
高校自习室🌵。网络图片。
分数在膨胀
20世纪60年代，国内风起云涌，大学教育几乎停滞。美国的教育界也不太平，分数膨胀出现了。1930年，全美大学生的平均绩点为2.35，1960年涨到了2.60，哈佛与耶鲁均为2.80左右🙎。
最开始的膨胀，是一个意外。美国大学中绩点较低的男生需要服兵役，适逢越南战争爆发🤸🏿♀️，出于同情，老师倾向于给予男生更高的绩点😶🌫️😕。随后𓀈，高绩点普惠至所有人🫃🏿。
高校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，也助推了绩点的攀升。美国大学的教授们需要平衡教学与科研👷🏿，职称晋升又以科研为主📲。教授们为了专心搞科研👩🏻🏭，往往把课程评价交给助教。助教通常对教学过程缺乏充分了解，又难以把握分数的评判标准，结果是分数往高了打——美国大学的这套考核体系，近年来搬到了中国，颇具争议的“非升即走”制度即是典型。
学生评价教师的制度，同样拉高了绩点。美国部分高校的学生评教结果🛐，直接影响教师的薪资水平和职称晋升。学生就像是顾客上帝，他们的满意度决定着教师命运🪂。教师不得不讨好学生🧖🏽，特别是那些工作不稳定的兼职教师与非终身制教师🤱，更倾向于给学生打高分。有研究发现🙎，杜克大学的教师通过给予学生更多“A”的等第，换取更好的职业前景。
教师们也可能存在“庇佑”本校学生的想法。高等教育精英化的时代，大学生的身份就意味着高水准𓀘，就业市场只需要大学凭证就能筛选人才👩🏽🏭。大众化之后✍🏼，大学生身份贬值🐅，用人机构会考虑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。更高的绩点代表了更好的学习水平与能力👩🏻💻🔗，老师也愿意学生找到好工作。
或许从分数膨胀的那天起，“内卷”就成高校难以逃脱的命运♛。全世界的教育学者都注意到了美国的分数膨胀💂🏿♂️，研究著述汗牛充栋，却少有高校能逃出这一宿命。古典教育的发源地被美国“后浪”拍死在沙滩上➰，英国101所大学在2009年至2018年间，获得一等学位的学生人数翻了一番。其余紧跟着英美教育改革的西方国家，例如加拿大、荷兰也概莫能外。
不仅在西方，这套暗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制度也让中国高校深陷其中。2015年，清华大学发布的《“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学业评价体系”改革方案》中明确指出，该校存在着“分数膨胀”的现象：1994年到2014年的20年间，85分以上的人数翻了3倍。
有一个巨大的黑箱存在于校园中🔊，学分绩点制是入口🧑🏼🍼🧛🏽，奔赴高绩点是出口，而学生们在黑箱迷宫中兜兜转转，迫不得已又心甘情愿地寻找出口。
最早报道绩点问题的三联封面🦻🏻🤹🏽♀️。
焦虑……
这个黑箱里到底藏着什么⛪️🤵🏻♀️？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答案，但黑箱里弥漫着的浓雾却何其相似：深埋在人心底的焦虑。它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刺激学生投身绩点大战。
在美国，为了保证毕业生在求职市场的优势💂🏼♂️，美国高校在鱼钩上挂了高绩点的诱饵😊，等着考生咬钩🐉。市场逻辑在教育领域大行其道，高校售卖，家长购买。普林斯顿大学曾经试图控制臃肿的绩点，却被学生集体抵制👩🏼🏭。没有人会嫌弃更高的绩点🥜，他们相信更高的绩点等于更好的工作。
找到好工作，也是中国家长和学子的心结。不同于美国的买卖，中国学生延续了高中“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”的精神，用高涨的绩点向未来的雇主证明自己。
从过去的自由烂漫👨🏻🦼，到如今的内卷头秃，是什么改变了大学生的心态，让他们义无反顾地陷入“内卷”旋涡？这是最近两年媒体人最热衷的题材之一。一篇篇制作精良的故事纷至沓来🧑🏼🦳，勾勒了一幅“阶层固化、机会减少”的批判现实主义画作👰🏿♂️。
三联的《绩点为王：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》最早描绘了高校大逃杀的图景🚱，文中引用了北大专家学者的说法，指出绩点焦虑的深层原因，是社会结构封闭👱🏻、代际流动停滞等“当下的中产阶层焦虑”。这种报道焦虑的热情，很快蔓延到其他选题👨🦯，一个个新战场被开辟出来——“高校教师996：‘青椒’们的绩效困境”🗓，“小镇做题家🧗🏼：一个211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”🪹，“买基金的年轻人：生活留给我的选择并不多”，“与身高赛跑的家长们，决定给孩子打针”👨🏻🎓，“‘鸡娃’下沉到了县城”……
机会真的减少了吗？国内外研究普遍发现🤖，在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方面⏩，中国位列发展中国家的前几名，没有证据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已经固化。今年3月，教育部发布数据👊🏼🙇🏻，“‘十三五’期间，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77％以上”🙇♂️。
在知网上稍作功课，就能对现实世界有所了解，但媒体营造的虚拟世界，给人的感观似乎更为“真实”🚊🚶➡️。报道在朋友圈传播，焦虑在人际间感染🧘🏽。所有人都分不清“内卷”与“努力”有何区别，焦虑的浓雾遮住了一切。
三分现实，七分虚幻☄️👨🚀。
焦虑弥漫的后果🚤，是每一个人都想找到一步登天的工作，那么再多的就业岗位也不够。媒体渲染的“最难毕业季”，或许从来就没那么难🌌🔲，只是大多数人都看着哈哈镜里的世界，看着别人的世界，选择自己的人生。
十几位豆瓣小组的“小镇做题家”善意提醒我，不要过度关注社交媒体上的消息——网上哪有好事？报忧不报喜成了互联网内容的常态。“成功学”的急迫却容不得思考的余地🕶，“穷文人”在评论区哭诉着自己的命运，然后心甘情愿地被敲上“未合格”的蓝色检疫章🪆。
在这个时代，媒体圈流行着这样的理念👨🏻🎨：时代的尘埃，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是一座山；最广大的悲伤，不如一个最具体的悲伤♻。在这个时代，媒体人似乎对阶层固化的议题抱有超凡的热情。按照这样的新闻操作逻辑，媒体将若干个案塑造成典型🔹。普通读者尽力在记忆中找寻与主人公相似的经历😜🏇🏼，最后发出感慨🐨：“没出路💚🧑🏻🦳。”他们沉浸在悲伤中，看不到哈哈镜外的真实世界🛌🏼。
他们努力提升绩点🫴🏽，试图缓解焦虑🏃♀️。绩点给人带来货真价实的踏实感，学生前赴后继投入“内卷”。大多数人谈不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无非是在时代洪流面前🙅♂️，死死抓住眼前一块求生的石头。
比较🉐，然后焦虑。这是一个无解的学分绩点制，情有可原又不可捉摸的焦虑，封死了出路🦸🏿。
